近日，由我院曹伟教授、曾利飞副教授（通讯作者）、2022级博士生刘桂岭以及2021级硕博连读生冯颖姣合作撰写的论文《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在《经济研究》2023年第03期正式刊出。这是继曹伟教授及团队成员于2019年第06期和2022年第03期在《经济研究》2次发表之后的又一重要成果。《经济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是我国经济学领域“顶级”学术期刊，其复合影响因子（2022版）、综合影响因子（2022版）分别为20.579、14.908。在该刊物发表论文，十分有利于我院学科发展、提升我院学术影响力。
研究背景：
（1）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以“养儿防老”为特征的家庭养老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工业化与城市化削弱了家庭养老的保障功能。然而，大量事实表明，“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虽有所淡化，但很难从根本上消除，近年来有“回归”的迹象。（2）尽管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但保障水平较低，特别是对农村居民的保障水平依然十分有限，因此，居民在面对不确定性事件时仍倾向于增加家庭储蓄。并且，受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影响，我国社会养老方式下养老金缺口问题将越来越明显，完全依赖社会养老方式可能会导致巨大的财政压力，单一的社会养老方式难以维系。（3）未来，我国需要进一步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尽可能缓解社会养老方式可能存在的上述问题，同时倡导子女赡养父母的“孝文化”，引领家庭养老方式回归，构建社会养老方式与家庭养老方式相互促进、日益融合的养老体系。事实上，《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基于《十四五规划纲要》精神，2022年2月21日，中国政府网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指出，要“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不断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另外，该通知还提出，“社会、家庭、个人共同参与、各尽其责，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巩固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打造老年友好型社会”。
基于上述背景，该研究结合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大背景，深入分析了家庭养老方式与社会养老方式融合对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该成果为构建我国更可持续的养老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论文摘要：
内容提要：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亟需通过完善养老体系等举措来降低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以提振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伴随着社会养老方式对家庭养老方式的替代，部分研究认为，居民部门储蓄率将明显下降，消费率也将随之升高。当前国家政策和民意调查均表明，未来在我国，家庭养老方式不会被替代，家庭养老方式与社会养老方式可能长期互补并趋于融合，因此需要重新评估养老体系转型对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在经典的OLG模型中引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养老方式并研究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完善社会养老体系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但长期看，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存在，其降低居民储蓄率的效果有限，而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能更有效降低居民储蓄率。（2）上述结论背后的机制在于，伴随着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居民生育意愿增强，子女对父辈的代际转移支出可以长久维持，从而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3）数值模拟和实证分析证实了以上结论，实证分析还发现，我国老年人数量越多的家庭，子女的生育率越高，这得益于老年人帮子女看护孩子而降低了子女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因而家庭养老方式回归更能有效降低储蓄率。由此认为，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尤其需要家庭养老方式回归，建立家庭养老方式与社会养老方式融合的可持续的养老体系，才能更好地降低居民储蓄率，扩大消费需求。
关键词：养老方式融合居民储蓄率生育率人口老龄化OLG拓展模型
学术价值和政策启示：
结合上述结论，本文从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两个层面得出以下研究启示。从学术价值来看，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本研究为我国建立家庭养老方式与社会养老方式相融合的养老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研究表明，家庭养老方式的回归，有利于缓解老龄化程度对居民储蓄率的抬升作用。在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家庭养老方式与社会养老方式相融合，能较大程度降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居民高储蓄，从而有利于拉动消费需求。可以说，本文为我国构建更可持续的养老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从实践意义来看，本文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构建家庭养老方式与社会养老方式相融合的养老体系，从而更好地降低居民储蓄，拉动消费需求。第一，从中央到地方，可考虑制定和实施一系列落实“家庭是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的配套政策，主要包括医保政策和住房政策。2021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意见》明确提出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本文认为，这是落实“家庭是养老第一责任主体”的关键步骤，具体来看有两种做法，一是子女回到家乡与父母同住或就近居住；二是父母离开家乡跟子女同住或就近居住。由于我们一般倾向于给晚辈更好的发展条件和更多的资源，第二种选择更符合现实。对此，有两个重要的支持政策需要落实，一是医保政策，要进一步提高跨省医保的覆盖面，逐步全方位实现门诊费用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从而为老年人与子女同住或在子女附近居住解决看病这一后顾之忧。二是住房政策，青年人与老年人同住对户型会有新的要求，特别是对住房面积有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将来的房地产税政策，可考虑将老年人居住的需求，作为免税部分。
第二，适当加大生育政策优惠力度，增强居民的生育意愿，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从而为建立更可持续的养老体系提供人力保障。无论是家庭养老方式还是社会养老方式，其实都是青年人赡养老年人，前者是家庭内特定的青年人赡养老年人，后者是整个社会的青年人赡养老年人。社会养老方式会存在生育决策搭便车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大力度制定和实施生育优惠政策（比如，加大生育补贴、购房优惠等），对于“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方式回归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建立更可持续的养老体系，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进一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而确保社会养老体系的正常运转，进一步发挥社会养老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的积极作用。从短期来看，我们要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标准，使老年人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从而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从长期来讲，政策当局需要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运行效率，确保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从而有利于社会养老体系的正常运转。
最后，持续倡导传统孝道文化回归，实现孝文化传承，有助于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依靠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融合的养老体系以实现全社会老有所养的目标，除继续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之外，我国还需要复兴优秀的传统文化。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精髓，也是家风建设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孝文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家庭代际转移比率提高，老年人消费需求得到保障，还在于让老年人得到子女的照护，老有所依，从而能提高老年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进而能有效降低预防性储蓄。另外，基于孝文化的家风建设可以提高经济人的利他动机，提高青年人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进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最终能为构建可持续的养老体系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
作者简介：
曹伟，1982年生，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教授(2017年晋升)、博士生导师、副院长。浙江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浙江省高校“领军创新人才”，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浙江工商大学“西湖学者”，浙江工商大学“优秀教师”，“闽江学者”讲座教授，美国密西根大学访问学者(国家公派项目)。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与宏观经济，近期侧重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金融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研究。在《经济研究》（3篇）《世界经济》《金融研究》（4篇）《财贸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4篇）《经济学家》《国际金融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共计9项。专著《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研究》获浙江省第二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21年），论文《中国经济增速换挡、进出口贸易波动的外溢效应与反向冲击效应研究》获商务部2020-2021年度商务发展研究成果优秀奖。担任《经济研究》《金融研究》《财贸经济》以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期刊匿名审稿人。
曾利飞（通讯作者），1977年生，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加拿大布鲁克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货币政策、汇率问题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球供应竞争下中国劳动力收入占比与制造业贸易竞争力动态协调机制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升级路径研究：基于收入分配视角”和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中国最优的货币与汇率政策搭配”各一项，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金融研究》《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管理科学学报》《财经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专著《汇率传递、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获得浙江省社科联第八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刘桂岭，1995年生，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2022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发展与人口老龄化。
冯颖姣，1996年生，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2021级硕博连读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近三年已在《经济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以及《国际金融研究》发表论文4篇。
